原標題：【大敦煌·洞鑒】中華文明突出特性在西北漢簡中的體現和印證
從20世紀初以來的一百多年里，包括新疆的樓蘭、尼雅，甘肅河西地區，內蒙古西部和青海等地出土了大量漢代簡牘。內容豐富，涉及諸多領域，幾乎涵蓋了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交通郵驛、社會生活和中外交流等各個方面，記載了中國歷史長河中的特定階段，集中展示了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
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在西北漢簡中的充分體現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西北出土漢簡從文化思想、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生活各方面記載，都充分體現了這一特性。
首先從漢簡文字看，西北漢簡的書體，有小篆、有古隸、有秦隸、有漢隸、有八分、有章草、有隸草、有行楷。從上繼承了甲骨文以來的金文、小篆，向下開啟了秦漢以來直到今天的通行漢字。漢簡上的文字，歷經兩千多年，一方面在結構形態上沒有根本的變化；另一方面，在整體一致的框架內，漢字內部也遵循一定的結構規律，出現了書寫上的多樣性。從書法藝術看，近代以來形成的碑學、帖學兩大系統，由于簡牘書法的出現而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一些專業書法家和業余愛好者，吸收漢簡書法藝術的多種元素，創作出了極富藝術價值的書法作品。
其次從漢簡中出現的儒家經典，可以看到儒家思想在兩千年中的綿延不絕。1959年武威磨咀子出土的《儀禮》簡469枚，27400多字，包括甲、乙、丙三種版本，時間大致在漢成帝時期（前32-前7）。說明漢開河西四郡后，儒家思想、倫理道德就已在河西推廣開來。還有，漢簡中儒家經典的殘篇如《詩經·小雅·小宛》《論語·子張》《論語·知道》以及《孝經》的殘文也屢有發現。其中《論語·知道》是齊論的佚文，可與南昌海昏侯墓所出《齊論·知道》相印證?！缎⒔洝酚小堕_宗明義章》《諸侯章》《三才章》《孝治章》等，把以孝治天下的家國同構，傳承到了今天。漢簡中反復出現的童蒙教材如《蒼頡篇》《急就篇》等等，把漢文化的基因深深沉淀在民族的血液之中，使漢文化的元素綿延不絕。
從政治方面看，漢簡中記載的郡、縣、鄉、里的設置以及各級官府對邊疆事務的處理，從制度流程到治理模式，都有一定的連貫性。經濟方面，移民屯墾、農作物種類、代田法的傳播、水利灌溉的技術，都體現了農業生產方式的延續和改進。民眾的日常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婚喪嫁娶、家庭結構、社會習俗、人際交往等方面，都能找到連續性的痕跡，傳承著社會生活的傳統。
中華文明的創新性在西北漢簡中的具體印證
中華文明的創新性，指的是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華文明不斷推陳出新，以獨特的創造力和適應性，在思想、科技、文化、制度等多個領域展現出突破傳統、開創新局的能力。
首先從政治制度的創新看，河西地區原本是匈奴渾邪王和休屠王的駐地。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出兵河西，渾邪王殺了休屠王率河西匈奴四萬多人（號稱十萬）降漢，漢置五屬國以處之。屬國制度是國家對少數民族的一種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是開歷史先河的創新。我們現在居延新簡中看到的“吏奉冊”就是以“領河西五郡大將軍張掖屬國都尉融”的名義發布的。河西漢簡中大量“屬國”的記載，印證了上述政治制度的創新。
在法律制度上，西北漢簡記載了很多后世失傳的律令條文。李均明、劉軍輯錄的《漢代屯戍遺簡法律志》和高恒的《秦漢簡牘中法律文書輯考》全面梳理了漢簡中的法律材料，很多律名、內容、條文都是秦以前未見、漢以后失傳的法律遺產。最著名的《寇恩冊》就是一件完整的訴訟文書。包括36簡，1526字?？兔窨芏魇芗浊蛩诰ㄖ缺攘偈┑墓蛡蜻\魚去觻得（今張掖甘州區）出售，議定付工錢一頭牛和27石谷，但魚價須賣夠40萬錢。寇恩未賣夠此數，賣掉作為工錢的牛才湊足32萬錢，還欠8萬錢。于是粟君扣押了寇恩的一些車器雜物值15600錢，扣發其子為他捕魚的工錢20石谷值錢8萬錢，又賴掉為他妻子買米肉所支的9000錢，這樣兩相抵較，粟君等于從寇恩手中拿去104600錢，理應退出24600錢。然而粟君卻于次年十二月向居延縣告發寇恩欠牛不還。最后的判決是：“以政不直者法”，以粟君敗訴告終。這件案子展示了東漢初期的法律實踐和司法程序，也反映了當時人們對商業交易、雇傭關系和債務糾紛的處理方式。這種地處西北邊疆，軍民共處，政治、軍事、法律糾纏在一起，牽扯商業糾紛、人物階層、勞役關系，反映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復雜案例，在內地是不多見的。它的審理、判決也是一種邊疆地區的創新。
在經濟上，趙過的“代田法”推廣到居延，就是一種農業生產技術上的創新。居延漢簡中大量“代田倉”的出現，留下了這一過程的記錄。在貿易領域，不僅有漢匈、漢羌在和平時期的邊境貿易，有絲綢之路上的中外貿易。還有漢簡中記載的“為家私市”，吏民可以兼營商業，參與區域間的物資交流，近者可以在河西四郡，遠者可以到長安。還有一種軍民在日常生活中創造的“貰賣”活動，通過中間人，舉行一定的儀式，簽訂買賣契約，可在貨物交易后的一定時期內付清債務。交易方式上，有以物易物，有貨幣交易，還有勞務頂替。其中很多內容都是邊地的創造。
在思想文化上，面對多民族聚居地區，把儒家文化推廣到河西，儒家倡導的君臣、父子、夫婦等倫理觀念成為塑造當地官員和軍民核心價值取向的重要力量。既有對以往傳統的包容吸納，又有在新形勢下的不斷創新。在藝術上，正如上面所說，漢簡書體的多樣性以及風格的質樸、率意、恣肆的藝術魅力，都是當時書法藝術的創造。
在人際交往方面，西北漢簡出土遺址發現的大量個人書信，有帛書，有簡牘。書寫格式和用語逐漸規范，書信的傳遞方式有了新的形式。這樣的書信來往，加強了人們在近距離或遠距離之間的交流聯系，有利于族群和民族的認同。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生態保護的理念。懸泉置遺址出土的《四時月令詔條》是漢代重要的生態保護文書。明確規定大小樹木在春季和夏季皆不得砍伐，只有到了八月草木凋零時，方可砍伐應當砍伐者，保護了當時的森林植被；嚴格禁止竭澤而漁的捕撈方式，規定所能捕撈魚的標準長度須在漢制四寸（約9.24厘米）以上，以此保護當時僅有的魚苗和漁業資源；對動物，從正月至十二月禁止殺害懷胎動物，對幼小動物加以愛護，禁止傷害鳥類等等。既繼承了《禮記?月令》的生態意識，也傳承了后世保護生態的傳統。
中華文明的統一性在西北漢簡中的突出展現
中華文明的統一性，是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多個層面展現出的內在一致性和整體性。這種大一統傳統，鑄造了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共同信念，決定了國家統一永遠是中國核心利益的核心，決定了一個堅強統一的國家是各族人民的命運所系。
河西四郡的開拓，在政治上，加強了中央對西部地區的管控，完善了國家治理體系。軍事上，成為抵御匈奴的前沿陣地，改變了漢匈戰爭的格局。經濟上，促進了中原與西域的貿易往來，推動了經濟融合與發展。文化上，促進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豐富了中華文化內涵。從出土漢簡看，大量的行政文書和簿籍檔案，涉及軍事、政治，反映了漢王朝通過文書行政對地方進行有效管理和控制。
通過詳細梳理，可以整理出河西四郡尤其是敦煌郡太守的名單和任職時間，可以看到漢朝中央對郡、縣官吏的任免?；实鄣脑t書和朝廷的政令可以下達到要求下達的每個基層。從軍事方面看，戍卒的來源，不僅來自河西地方，還來自中原各地。地方的最高軍事官員是比二千石的邊郡都尉和關都尉，如敦煌的玉門都尉、陽關都尉、中部都尉和宜禾都尉都由中央任命。從漢簡的《守御器簿》可以看到西部邊疆的烽火報警系統都有明確細致的規定，同漢塞防御系統相互銜接，可以迅速傳遞到地方和中央。
從經濟上看，統一的貨幣、統一的度量衡，為市場交流提供了基礎。漢簡中很多明確記載，不允許“私鑄偽錢”。其中記載的“大布黃千”“大泉”“小泉”“契刀”等等，說明連王莽時期幣制混亂時，邊地也流行的是莽錢，不能私鑄。
在思想文化上，隨著政治經濟措施的逐步向西推進，以儒家思想為主的主流意識形態和漢字文化推廣到河西，增強了國家和民族的認同感。
尤其重要的是，隨著河西走廊的開發，為漢王朝挺進西域奠定了基礎。天山南北大片土地通過西域都護府的設立歸入中央王朝的版圖，奠定了漢以來的西部疆域和大一統格局。從漢簡的記載看，當時西域三十六國中（后來分為五十余國），有二十多個國家（此處的“國家”沿襲史書的記載，同現代“國家”的概念完全不同）到京師長安進貢、受封、通使、朝拜、和親、納質、通商、學習，尋求大國庇護。根據《漢書?西域傳》的記載：“凡五十國，自譯長、城長、郡、監吏、大祿、百長、千長、都尉、且渠、當戶、將、相、侯、王，皆配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漢簡作為原始記錄，詳細記載了西北地區包括河西走廊和天山南北的邊疆治理，反映了當時的大一統格局。
嚴格說來，西北地區出土的將近7萬多枚漢簡，都是國家大一統局面的歷史，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記錄。
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在西北漢簡中的生動實踐
中華文明包容性指的是在其漫長的發展歷程中，所展現出的對不同文化、思想、宗教、民族等多樣性元素的接納、理解、尊重和融合。這在西北漢簡中體現得尤為明顯。舉例來說，《漢書?西域傳》記載：龜茲王降賓及其夫人（烏孫公主女）“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騾也?！薄队耖T關漢簡》有“皇帝陛下使送龜茲王”（98DYC:26+46）的記錄。懸泉漢簡有龜茲王及其夫人來京師路過懸泉置時大張旗鼓的接待場面。還有建昭元年（前36）皇帝派御醫為龜茲王降賓治病五年后回京師的記錄。這都印證了漢王朝與周邊民族相互接納和包容的歷史。
漢朝與烏孫和親，先以細君公主，后以解憂公主?！肮髦疗鋰?，自治宮室居?！苯鈶n公主年老時，還擬派解憂公主的侄女少夫。臨行前，“置官屬侍御百余人，舍上林中，學烏孫言。天子自臨平樂觀會匈奴使者、外國君長大角抵，設樂而遣之。”一方面，漢文化傳入西域，另一方面，公主在烏孫時也遵循其烏孫的傳統習俗。漢簡中有解憂公主和馮夫人的記錄，還有長羅侯?；荻啻蝸硗跒鯇O赤谷城和京師長安納質受聘、護送公主以及前往赤谷城屯田的記錄，印證了各民族間的來往與交融。
漢簡中有一件《永光五年康居王使者自言獻駝直不如實冊》，7枚簡牘，293字。記述永光五年（前39年）康居王使者和蘇薤王使者及貴人前來貢獻，所獻的三匹膘肥體壯的白駱駝被酒泉地方當局評估為羸瘦的黃駱駝。對此評估不實的結果，康居王使者上訴朝廷。朝廷管理蠻夷事務的使主客諫大夫立即發文，要求徹查此事并如實上報。可見朝廷對民族交往的重視。
敦煌漢簡中有一枚“浮屠簡”，記載了佛教從西域傳播到敦煌，又從敦煌傳播到中原的相關信息。原簡是：“少酒薄樂。弟子譚堂再拜請。會月廿三日，小浮屠里七門西入?！焙喼械摹案⊥览铩?，當是佛教信徒的聚居地。說明早在公元一世紀中葉就有一批信仰佛教的人居住在敦煌。體現了當時的河西在儒家思想已成主流意識形態的情況下，對佛教的包容和接納。
《續漢書·郡國志》劉昭注引《耆舊記》曰：“水有懸泉之神，山有鳴沙之異，川無蛇虺，澤無兕虎，華戎所交一都會也?！闭f明當時敦煌地區民族文化的交流碰撞。其實，當時的懸泉置就是一個各民族接觸、交往、交流、交融的場所。各色人等都會在這里相聚。東來西往的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各種語言、各種思想、各種風俗，都會在這里交流碰撞。懸泉漢簡的記載，充分印證了這種情況，是中華文明包容性的生動記錄。
在經濟上，繼承匈奴等游牧民族的傳統，“河西畜牧天下饒”。后來漢武帝向往烏孫“西極馬”和大宛“汗血馬”，大量西域良馬進入中原。另外西域的植物物種如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胡瓜、胡蒜、胡桃、胡荽、胡椒進入河西和中原，這都在漢簡中有很多記載，物質文化的交流，豐富了各民族的日常生活。
中華文明和平性在西北漢簡中的詳細記載
中華文明的和平性指的是，中華文明一貫秉持和崇尚和平的理念、價值觀以及行為方式。先秦兩漢時期的河西走廊一直是多民族雜居地區，戰爭與和平始終伴隨著邊疆的治理。北部的匈奴和南方的羌人一直對河西四郡造成很大威脅。漢朝為此而設置了嚴密的烽燧系統和驛置系統，加強了對邊疆地區的監控和信息傳遞。同時，實行屯戍制度，既保障了邊疆的軍事力量，又促進了當地的農業生產。值得注意的一個特點是，大量的西北漢簡，所記載的軍事防御體系，清晰地呈現出以防御為目的的特點。烽火信號的設置，旨在及時預警外敵入侵，為防御準備爭取時間，而非主動挑起戰事。戍卒的安排也側重于守衛邊疆、保衛家園，而非向外擴張。正因為這種長期的和平理念，匈奴和羌人在后來的歷史長河中，都先后融入了中華民族的大家庭。
漢匈對峙期間，戰爭總是暫時的，和平則是長久的。漢與匈奴的友好來往從來沒有停止過。懸泉漢簡中有多條“匈奴譯”的記載，說明有專門的譯人來溝通漢與匈奴的交流。朝廷有嚴格的“禁馬令”，一定身高的馬匹不得出關售于匈奴和羌人，兵器也一樣。但從這個禁令中，我們可以看到，除了馬匹和兵器禁止出售外，其他的日用商品應該在允許之列?！逗鬂h書?孔奮傳》所載：“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為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致豐積。”這種“通貨胡羌”的邊關貿易，在出土漢簡中就有充分記載。
漢簡中有“護羌校尉”“護羌使者”“護羌從事”“護羌都吏”，都是管理和安撫羌人的吏員。很多歸義羌人的記載，說明大量的羌人已經和漢朝的百姓和平共處，安居樂業。羌人內部發生矛盾，也要由朝廷的官員來調解處理。懸泉漢簡中有三枚簡可以編連的一個冊子《案歸何誣言驢掌謀反冊》。說羌人驢掌子男芒封與歸何弟封唐爭言斗毆，引發一系列糾紛，就是官府介入調解和處理的例子。說明不管是羌漢之間，還是羌人內部，官府都要秉持各民族和睦相處的精神進行處理。
此外，漢簡中還有歸義匈奴、歸義烏孫、歸義大月氏的記載，追求社會的和諧穩定，是各級官員執政的理念。
總之，自漢武帝以后，西北邊疆的穩定、民族的團結、國家的統一，都有賴于中華文明“天下大同”“和諧萬邦”的突出特性和執政者“以和為貴”的政治理念。
撰文｜張德芳
（奔流新聞）
